为深入贯彻南京大学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加快“双一流”建设，2020年3月9日上午，教育研究院教工支部组织全体党员教师开会，学习教育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结合我校建设“第一个南大”的使命和科技评价工作的实际情况展开热烈的讨论。此次主题会议利用腾讯会议开展，共有10名党员线上出席、2名党员通过书面发言参与。
首先，支部书记宗晓华带领大家学习《意见》主要内容和相关举措，接下来各位老师就该主题依次发表自己的看法。汪霞教授率先发言，表示对于当前科研评价中久治未愈的“五唯”痼疾，该《意见》的出台方向正确、举措有力、扭转及时。同时建议应该推动创新，坚持评价目的一元化；强化分类，推进评价方式多元化；创新制度，促进评价人员专业化；规范评审，促成学术事务淡定化。汪霞教授引用纪伯伦的一句诗说，“我们已走得太远，以至于我们忘了为什么而出发。”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操太圣教授对此也颇有感触，他认为SCI指标已异化为凌驾于科研之上的规训机制，将SCI与科研人员的晋升考核机制捆绑在一起，使得科研人员会将科研的本质丢弃，转而追逐SCI相关的影响因子等数字符号，引发了各种学术乱象。该问题的矫正过程复杂，需国家政策、高校管理和学术界规范之间的各种再协调工作。
对此，孙俊华副教授也表示赞同。他认为，要破除唯SCI，首先要把握该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论文SCI至上出现的原因很多，其中管理主义盛行造成的学术行为短周期与短视是其重要因素。未来应尽快构建科学合理的同行评议体系，避免外行领导内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促使科研人员回归学术初心。此外，在新旧体制破立之间，要关注科研机构间利益的动态博弈对意见落实程度的影响。汪雅霜副教授对此表示认可。他认为《意见》出台的初衷很好，但学术竞争扭曲，主要原因是学术资源有限且配置不均衡。同行评议虽然有利于学术资源配置的公正，但当前同行评议机制仍需完善。因此，文件的执行过程可能更值得关注。
对于南京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引进SCI评价指标问题，教育研究院院长王运来教授认为，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具有历史阶段性。九十年代初，南京大学启用SCI论文指标促使中国学术走上了国际舞台，对当时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和突破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后来发展到对SCI病态化的狂热“追逐”，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原因也是多方面、极复杂的。但是SCI登上神坛只是“病灶”，病因是手段与目的的倒置。这里的症结不是发不发、发多少论文，而是为何要发、为谁发论文的问题。改革SCI论文发表问题，不是不要发表SCI论文的问题，而是要研究建立起完整的管理制度。这个新的制度不建立，光说破旧的规定是没有效果的。吕林海教授也持相似意见。他认为，《意见》期待中国学人能够真正潜下心来，不被世俗浮名所累，不被功利欲望所挟，而能真正以学术为业，回归一个学者的真正初心。但面对多样化的学术活动，《意见》很难给出非常细致而微的操作性规定。从根本上讲，学术活动的质量依赖“学者自身的学术操守”。因此，实践层面的化解之道必须上升到“学术良知”的角度去进行整体性思考，包括如何选择有“学术良知”的真正学者进入学术队伍，还包括如何培养“有学术良知的学术继承人”。
作为政策的亲历者，龚放教授通过书面发言形式系统回顾了当年南京大学引进SCI相关指标的决策过程，并通过详实的数据展示这一决策对南京大学乃至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和国际学术声誉的提高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他认为，《意见》的出台正当其时，要尊重学科的多样性，强调学科评价、学术评价的多样性，让不同学科都找到自己发展、生长的空间，并为多学科、跨学科甚至跨界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可能。对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王世岳副教授发言表示，在反思科研领域唯SCI及唯论文发表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科研人员需要走出“象牙塔”，切实承担起社会服务的责任，抓住社会现实的需要，形成有效的成果转化链条。他提出，在社会发展的列车上，科研人员不应该置身于列车之外，而应该成为坐在列车司机旁边的人。
最后，宗晓华书记对大家的发言进行了总结。他表示《意见》出台及时，意义重大，但应破中有立，以立促破，防止切换过程的制度真空或“关系型”治理。另外，此次战疫，社会对“纸上谈兵”弊病有切肤之痛，在贯彻落实过程中，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一刀切式“运动型”推进方式。唯SCI现象是行政主导型评价与强激励型资源配置体制的伴生现象，如果只清除现象，不医治根本，即使消除了唯论文，也难以阻止其他“唯”的产生。因此，他建议今后应该进一步完善大学治理机制，回归初心，激发大学和学术人员的内生动力。
